作者：王晓渔

　　2007年秋季学期，《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在全国中小学校全面推广，其中有《校园华尔兹》。 2008年春季学期，十个省市的中小学试行“京剧进课程”，据说华夏民族音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遗憾的是，在15首京剧教学曲目里，竟然有9首为“样板戏”。 2008年秋季学期，为迎接国庆60周年，又将开展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每天长跑距离（参考）基数为五、六年级小学生1000米，初中生1500米，高中生、高校学生2000米，冬季长跑总里程以60公里为基数，象征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小学生为120公里，初中生为180公里，高中生、高校学生为240公里。

　　最初看到这则消息。我以为是捕风捉影的假新闻，没有在意，但是过了几天，非但没有看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辟谣声明，反而看到更多的媒体报道这一盛举，才意识到事出有因。集体舞中的华尔兹，搭配民族音乐中的“样板戏”，实在是不伦不类。如今，举国长跑仿佛“忠字舞”，正好是样板戏的原配，相得益彰。

　　2005年11月14日，山西省沁源县第二中学初中二、三年级八、九百名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带领下，在校外马路上出早操跑步，一辆大货车闯入人群，21名师生遇难。这个事件当时震惊全国，也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反思。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城镇学校的早操、跑步等体育活动尽量安排在校园内进行，严禁学校组织学生在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上进行集体跑步等体育活动，农村学校如确因体育场地欠缺，只能安排在校园外开展体育活动的，可以组织在附近的安全场所内进行，应避开交通要道，选择适宜的路线和场所，并周密计划，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然而，刚刚三年过去，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又要求中小学校在法定工作日每天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完成跑步里程，节假日和寒假期间学校应要求学生自觉坚持长跑并做好记录。

　　举国长跑这一构想虽然宏伟壮观，却不具可行性：学校如何保证学生的安全？教育主管部门又如何保证长跑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沁源县第二中学在事后着手修建40多亩的新操场，但其他条件欠缺的学校不可能享有同等待遇。不仅中小学面临这个难题，大学同样困难重重，扩招之后几乎每所大学都有数万名学生，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场地，除非附近的街道、广场全部让给大学生进行活动。在节假日，亿万学生走上街头进行长跑的景象，在让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也会留下很多隐患。在沁源事件后，教育部表示如果开展大型体育活动以及其他大型学生活动，必须经过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的，教育部要求学校应事先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和支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按照这个规定，在2008年10月26日至2009年4月30日的活动期间，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都要把精力集中在为举国长跑保驾护航上，势必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此外，如何计算长跑距离，也是一个疑问。如果每次有100米或者10米误差，最后的长跑距离就不是以60公里为基数，不免违背了庆祝国庆60周年的初衷，除非在每个学生身上安装一个不可私自脱卸、不可私自调节的跑步测距仪。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强行推动这项活动，只能产生两种结局：学生集体散步、学校集体造假。学生将会消极应付，以散步代替长跑；学校则会积极应对，按照要求填好各种表格。最终学生和学校向上级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教育主管部门宣布这项活动圆满结束，表面上皆大欢喜，实则两败俱伤，学生和学校失去了诚信，教育主管部门失去了公信。受到伤害的不是具体个人，而是教育的精神，正如大学评估让学生和学者见证了大学精神的丧失，举国长跑将让所有师生共同见证“忠字舞”教育的失败。

作者：王晓渔

　　一度沉寂的余秋雨先生，6月因为含泪劝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成为公众焦点。9月，两地政府分别送来礼物：先是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正经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对于故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先生多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买下转赠当地政府；对于自己被称为大师，一贯严肃的他难得幽默地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含泪劝告并非空穴来风，双喜临门也早有先兆，早在4月底，上海就成立了以余秋雨先生为理事长的秋雨文化教育基金。

　　余秋雨能否被称为“大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一个大师泛滥的年代，多一个余秋雨大师也不算多，更何况，对于大师有很多种理解，你可以把他当作“文化大师”，我也可以把他当作“含泪大师”。让我感到意外的不是他被称为大师，而是他的简历。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上可以看到这么一段介绍：“多年来他在国内外获得极多奖项，直到最近，还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上海各媒体在报道“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时大都引用了这段话，这两个奖项对批评余秋雨者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在对余秋雨先生表示景仰之余，我也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2007年，除了电脑中毒等意外事件，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几个小时，只记得全国网民痛打周老虎，不记得他们在百忙之余，还曾评选“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个人记忆不可靠，于是人肉搜索，没想到这个据说全国网民参与的活动，在网上信息极少，新浪娱乐频道曾经提及此事，但语焉不详地交待该活动由“某权威机构”主办，某权威机构究竟是何方神圣，再人肉搜索也没有踪迹。这条没有记者署名的新闻表示该评选活动“引起了全国网民的热烈争议”，可是在网上很难寻找到热烈争议的踪迹。权威机构策划活动，大都高调出场，制造声势，此次如此低调，甘作绿叶，扶植红花，非常罕见。十位当选者是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唐浩明、周兴旺、南怀瑾、茅于轼、厉以宁、郎咸平、王林，其中有四位与湖南有关，易中天、唐浩明、周兴旺、王林，最后两位我闻所未闻。这是一桩“无头评奖活动”，主办单位和评选规则都是秘密，整个活动既与全国网民无关，也与学术无关。余秋雨1987年出版专著《艺术创造工程》，不知道此后20多年里还出版过其它什么学术著作？更神秘的是“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在中文网络中，完全寻找不到亚太测评系统和这个奖项的资料，如果是海外奖项，却在中文世界如此不为人知，不免让人怀疑其中含金量多，还是含水量多。余秋雨大师具体什么时间获得这些殊荣？按照大师的性格，在获奖之际应该会做隆重的公关宣传，为何与“某权威机构”一样低调？

　　年初，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隆重提及自己陪爱妻马兰去纽约领取“亚洲最杰出艺术家奖”中的最高奖项：“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被网友称作“山寨奖”，并且列出了很多理由，比如马兰所获奖项与余秋雨所说不符，颁奖机构有存疑之处，规模也没有余秋雨描述的那么声势浩大，颁奖通知上的颁奖时间与马兰领奖时间相差数月。我感兴趣的是，余秋雨先生提到出席颁奖仪式的有徐志摩先生的女儿（他提供的出席人员名单照片上显示的是徐志摩孙女），并且非常确定地透露她是一位慈善家。查有关徐志摩的资料，长子徐积锴生于1918年，次子生于1922年，三岁夭亡，没有徐志摩女儿的记载。在此含泪恳请余秋雨先生提供徐志摩女儿线索，以供文学史家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大师工作室应尽的学术责任。

作者：王晓渔

　　正在睡觉，收到朋友的短信：索尔仁尼琴去世。就像听到柏杨去世的消息，我有些意外，但没有太多悲痛，两人都得享天年，年近90而去，按照中国的说法，属于“喜丧”。更重要的是。他们死得其时。如果在20年前去世，索尔仁尼琴将无法看到“癌病房”的倒塌；如果在10年前去世，他又会对摧毁“癌病房”的休克疗法含恨终生。1990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授予《古拉格群岛》的国家奖；1998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的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奖；2007年，他欣然接受了普京颁发的文化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国家奖。

　　按照惯例，喜爱的作家去世，我总会把他的著作找出重读，以这种方式进行“遗体告别”。“遗体告别”是一种追思，不等于告别逝者的写作和思想。在中国，不乏对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艺术价值，属于“伤痕文学”；另一种认为他的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属于“冷战思维”。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恰恰是在以“见证写作”对抗“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对抗“冷战思维”。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的国家，“见证写作”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之为作家的承担，也是人之为人的承担。维护人性的底线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与冷战没有必然关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个体如何失去自由的过程，也呈现了高压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内伤，与其说他讨论的是政治，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性，人性之恶如何被政治之恶唤起。

　　不久前，我曾把索尔仁尼琴自传《牛犊顶橡树》找出，重温他笔下的地下工作者生活。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地下工作者”指那些拒绝按照既定程序写作的作家，他最初曾经坚信有几十个“秘密写作的兄弟”分散在各地，后来发现自己低估了契卡的能力，敬业的契卡可以将天才消灭于无形之中。索尔仁尼琴不是把地上和地下对立或者隔绝起来，而是写出了两者相互遭遇的情形，写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暧昧地带，这正是冷战思维无法触及的区域。他如此评价《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同时，他又指出编辑们除了迎合总编辑，没有其他目的，“有朝一日文学史将惊奇地研究和了解到苏联的这家热爱自由的、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杂志编辑部，在痛骂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这些年代里，在自己的内部仍然奉行着个人迷信的原则。”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制造的，这是“癌病房”的传染病，但他也没有为刊发自己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总编辑作无罪辩护，而是指出：“特瓦尔多夫斯基缺乏朴素精神和幽默感来发现这些并给予制止。”这种贴身观察不太可能出自敌人，敌人很难理解敌人，这名地下工作者不是来自敌营，而是来自自己的阵营。

　　为索尔仁尼琴辩护，并不等于拒绝对他进行批评。我承认索尔仁尼琴的艺术价值要弱于另外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我也不否认索尔仁尼琴具有一定的冷战思维。索尔仁尼琴的冷战思维不是表现为他站在敌对势力（美国）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祖国（苏联），而是他依然无法摆脱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又对西方缺乏足够的了解。30年前，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演讲，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可惜这种批判有些隔膜，远不如他对“癌病房”的批判准确，此时他不再从地下工作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是把西方当成假想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批判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出了问题，而是充分说明要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有多么困难。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没有成为李敖，从一个英雄演变为小丑。

　　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重温索尔仁尼琴。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温，让它们在我们的内心慢慢坍塌；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重温，让它们不再重新成为我们的未来蓝图。

作者：王晓渔 

　　2008年，在近10万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现一篇满分作文，这也是2006年以来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满分作文。据说这篇文章在阅卷中心组里被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有些专家当场被感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给这篇文章满分。（《东方早报》6月19日）6月20日《新京报》刊发社论《关注“他们”：满分作文提出的深刻命题》，不过这篇社论有“跑题”之嫌，主要论述对象是作文题目《他们》，并非满分作文。

　　我最初对这篇满分作文充满期待，作者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这种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思考，遗憾的是，接着读下去，没有惊喜，反而非常失望。文章除了文字通顺，并无太多新意，只能说是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这两年，文坛盛行“底层写作”，即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写作。这篇作文也可以称作“底层作文”，可惜它几乎集中了“底层写作”的所有弱点。文章中的“底层”是想象的、“同情”是抽象的。作者对“他们”并不了解，只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里描述“他们”。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下中国，可是，作者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又把城市地狱化，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与其说是“他们”的感受，不如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患上“怀乡病”的城市人的感受。作者忽视了这么一悖论，为什么城市拒绝“他们”，“他们”却涌向城市？文章提到“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这与乡村田园化、城市地狱化的描述恰恰是冲突的。

　　阿伦特曾经说过，同情只有在针对具体个体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就变成了抽象的、甚至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对同情的克制能力被破坏，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除了“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对同情对象以及同情本身的无限赞美。这种赞美给同情对象允诺一个远景，然后让他们忍耐现状。这篇满分作文不仅充满对抽象的“他们”的同情，即使面对具体个体，作者的同情依然是抽象的。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对小姑娘的同情，升华成对“他们的成长”的感动。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不是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回答？在回到家乡和留在城市之间，小姑娘能否自由选择？作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而是差点落下泪水，这种泪水是善良的，也是天真的，更是无力的。事实上，小姑娘根本没有决定留在城市的权利，她对乡村的选择是被动的，甚至称不上选择，只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一半以上的“他们”会选择留在备受歧视的城市，而不是牧歌式的乡村。

　　重要的不是歌颂田园，也不是歌颂背井离乡的“他们”，而是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地方，并且拥有尊严、不被歧视地生活。作者也提到户口和暂住证的区别，这些都被“虽然……但是……”一略而过，“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这种“虽然……但是……”逻辑恰恰是对底层问题的回避， 以望梅止渴的方式抹去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篇末“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永远成为不了我们”。

　　“底层写作”并非一无是处，可是这篇获得满分的“底层作文”仅仅表达了想象的底层和抽象的同情，以“虽然……但是……”的逻辑抹去实质性的问题，以抒情代替思考，堪称“底层写作”的失败范例。在这里，我不想苛求这位作者，对于一位18岁上下的学生，不能要求太多。让人困惑的是，为何久经考验的阅卷专家会被这篇只是道德表态的文章感动？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底层作文”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高考满分作文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将会直接影响中学生的写作模式，据报道，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已经把这篇文章视为范文。底层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关注底层成为集体表演，那就会适得其反，只能导致对底层问题的冷漠。

作者：王晓渔

　　四川青川武装部长袁仕聪曾三次路过压埋母亲和侄女的废墟，甚至已经拉到了侄女的手，但他没有停步抢救，而是去执行其他抢救任务。（《重庆晚报》2008年5月29日）袁仕聪的事迹让人联想起“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蒋敏，虽然母亲、女儿等10位亲人遇难，这位四川彭州公安局女民警依然坚持工作。在此次灾难面前，“舍母救人”的事迹层出不穷，正如蒋敏自己所说：“很多民警做了和我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在四川都江堰一所中学任教的范美忠引发网民声讨，他在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里这样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一个救人、一个救已，公众对于袁仕聪和范美忠的评判，几乎不存在争议。但让人不解的是，同样是舍母，范美忠的言论遭到痛骂，袁仕聪的行为却获得盛赞。把救人视为终极目的、把舍母或者舍己视为手段，与其说这是彰显人性，不如说是抹灭人性，忽视了母亲是人、自己也是人，舍母救人、舍母救已、舍己救人都是“舍人救人”。与公众的盛赞不同，袁仕聪本人对自己的舍母充满内疚，并且表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天我肯定能救出她们。”可以看出，袁仕聪的行为主要出于军人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本身并不直接要求舍母，只是在救母和职业伦理发生冲突时，不得不以后者为重，舍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范美忠的问题主要不是舍母救已的言论，而是舍（学）生救己的行为违背了教师的职业伦理，地震发生之时正在上课的他，丢下学生独自逃生。在地震发生的瞬间，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做出恰当的选择，但事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就是错上加错。在习惯的思维模式里，如果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遵守职业伦理或者成为英雄，他的一生都是充满道德光辉的。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模式不适用于范美忠，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并非一贯声名狼藉，此前的学生对他评价甚高，他投身于中学教育、坚持按照自己的理念进行教学、辗转于多所学校，可谓极具理想主义。如今，范美忠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理想主义者，以舍母救已的言论、舍（学）生救己的行为被诟病，说明理想主义者在当下中国的两难困境，要么被纳入到道德叙事，要么从反对道德叙事走向反道德。

　　对于袁仕聪和范美忠的褒贬，主要应该以职业伦理而非个人道德为标准，不能由此推出舍母是一种高尚品德、救已是一种负面品质。在通常情况下，自救是救人的前提，因此舍母救已有时也是舍母救人的前提，如果不救已，也谈不上去救人，舍己救人属于英雄的特例。我们既不能用职业伦理要求公众，也不能用英雄标准要求公众，否则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此次地震中，袁仕聪的行为值得学习，但主要是值得军人同行学习；范美忠的行为不值得效仿，但主要是不值得教师同行效仿。这个边界需要明晰，否则又会变成一种高昂然而空洞的道德口号。

作者：王晓渔

　　最近一段时间，地震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目光，此前的一些新闻焦点渐次退出公众视野。在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官方主页上，我意外地看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5月13日，也就是地震发生第二天，山东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召开专项调度会，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出席会议并发言。5月13日的《济宁日报》，报道了济宁领导在5月12日下午指出，810万济宁人民正紧紧抓住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山东省加快建设鲁南经济带两大历史性机遇。5月16日的《济宁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济宁市梁山县确定实施“百、十、亿”工程建设：利用三年的时间，培植销售收入过百亿元产业、培育销售收入过十亿元集团、建设投资过亿元项目，新闻还提到准备投资亿元建设水浒影视城和文化城。5月12、13日，地震刚刚发生，地方政府尚未作出反应，可以理解，但直到5月16日，当地媒体依然在宣传这些富有争议的工程，就有些让人不安了。

　　同舟共济之际，非震区的各级政府在配合抗震救灾工作之外，坚持完成自身工作，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借舆论无暇他顾之际，推动一些可能遭致批评的工程，就有暗度陈仓之嫌。

　　截至20日14时，全国财政部门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17.27亿元，截至20日13时，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39.25亿元。此次政府投入和民间捐款可谓空前，两项合计250多亿，但与预算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相比，相形见绌。中央政府已经表示，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同时表示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压缩出国团组，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既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都属于暂停审批之列，造价高昂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需要重新评估？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梁山县政府因为建设水浒影视城和文化城，授权发行5000万债券，以摊派的方式要求公务人员必须购买，教师也在劫难逃，根据职称高低集资，高级教师每人5000元，一级每人4000元，二级、三级每人都是3000元，没有最高限额，但最低不少于3000元。然而，当地工作人员却声称“限量发售、自愿认购、强化监管、确保兑付”是债券的发行原则。当梁山县教师向济宁市反映情况，市里称：“这是地方债，我们无权干涉。”这种以“自愿认购”为名的强行摊派，一旦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模式，是否会在抗震救灾募款中再次复制，值得关注。即使没有复制摊派模式，刚刚承受了最低不少于3000元债券的梁山公务人员和教师，还有多少经济能力用于资助灾区，也是一个疑问。

　　对于此次汶川地震，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实行“1+1捐款”模式，社会（企业和个人）每捐一块钱，政府也相应捐出一块钱，不设上限和期限，个人捐款超过10块加币将获得抵税收据，用于明年个人报税，可以抵扣征税额。如果济宁市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募捐，一定更能获得当地公众的认同。如果济宁市政府能够向全国示范“1+1捐款”模式，不是示范强行摊派模式，这才是对济宁文化、梁山文化的最佳宣扬。

　　同舟共济之际，请勿暗渡陈仓。这不仅适用于济宁市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水浒影视城和文化城，也适用于安徽阜阳市的手足口病疫情和“白宫事件”，适用于发生于各地的类似事件。

作者：张雷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于 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德国等地的不同年龄阶段、有影响的诗评家、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诗人和哲学美学方面的专家，朱大可、徐敬亚、耿占春、杨小滨、张柠、张闳、万书元、王鸿生、李森、李震、张清华等。会议对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四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会议议程分为两个部分：诗歌朗诵会和诗歌研讨会。在会上，诗人宗霆锋和阿库乌雾等分别以汉语和彝语朗诵他们的诗作，同济诗社的同学们同台朗诵四位诗人以及部分上海诗人的一些作品。著名的彝族原生态演唱组“阿莫妞妞”还向与会者展示了彝族原生态唱诗。这是对诗与歌相融合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复活，是一次奇妙的“汉-彝”诗性对话，也是中华民族在守望诗歌及民族多元文......

作者：王晓渔

　　《南方都市报》评论版邀请专栏作者每人写一段话，表达对地震的关切。我写的是：“企盼与外界隔绝的灾区努力自救，企盼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从容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祝福我们的国家，也愿国旗为国民而降，寄托我们的哀思。”

　　这里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公民自治问题。当汶川与世隔绝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星夜兼程的“天兵天将”。此时此刻，汶川的幸存者在做什么？等待外援？还是进行自救？毫无疑问，肯定在进行自救。但是自救的效果如何？抛开劫后余生、老弱病残等因素，我对于这种自救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公民自治的习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在没有主管当局的“天兵天将”降临之前，美国公民成立的自治机构已经开始排除故障。但是，在中国，一个拥有红绿灯的路口，都会出现你争我赶的交通堵塞，又怎么能寄太多希望于自救呢？于是，每一次天灾发生，我们都可以看到“天兵天将”借助现代运输工具从天而降。汶川以它特有的地形提醒我们，再先进的运输工具也有难以抵达的地方，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不可或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自救无疑比等待外援更重要。我难以认同不惜一切代价、救援部队一定要赶到目的地的说法，如果救援部队需要付出生命代价，那就需要在充分权衡之后再作决定，士兵的生命同样重要。

　　或许有人会说，自治只适合美国公民，中国的“国民性”注定难以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如果读过前两年一度风靡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就会对陈存仁笔下的上海有深刻印象。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市民通过行业协会、公益组织有效地救助了弃婴。所以，自治主要不是取决于国民性，而是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公民自治组织，公民是否享有自我管理的经验和空间。一个全能政府，在平时可以天衣无缝，可是一旦政府缺位，立即天崩地裂。如果既有天崩地裂，又出现政府缺位，那就雪上加霜。如果我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不仅与世隔绝的灾区可以开展更为有效的自救，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也可以不仅由武警官兵等组成，还可以包括具有专业训练的民间救援力量，这样，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不是现在的“八方有难，一方支援”。

　　在这个危机时刻谈论公民自治，很有“脚痛医头”的感觉。所以我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愿——“愿国旗为国民而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此时不降，更待何时？难道还要等到“更为特别重大伤亡”或者“更为严重自然灾害”？这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力了。

　　在《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的68位专栏作者寄语中，我最不能同意的是吴向宏先生所说：“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时，人民应该暂时放弃批评，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而为了应有一个在灾难时刻最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政府，就应当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最好地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恰恰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人民尤其应该批评。三年大饥荒时期，人民一边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一边“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相信，一个在灾难时期拒绝接受批评的政府，会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

　　在同一版上，朱学勤先生写道：“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对此，我完全赞同。

作者：王晓渔

　　4月29日凌晨，柏杨先生驾鹤西去。看到这则消息，我没有太多悲痛。对于一个终生反对威权的独立知识分子来说，还与什么比亲眼目睹威权像豆腐渣一样坍塌、民主在这块豆腐渣上逐渐夯实地基更幸运的呢？1969年逝世的殷海光没有这么幸运，1979年逝世的雷震也没有这么幸运。正如柏杨本人在2002年所说：“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气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直生活在民主社会，他很有可能无法理解民主的魅力，反而会对民主时代的祛魅生活感到不满，经常生发出奇思异想，建立一些理想的试验田；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辈子生活在威权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他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生于威权、死于民主，并且亲身参与到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这就是柏杨幸福然而曲折的一生。

 　　就在2007年底，88岁高龄的柏杨还因为不满陈水扁的言论，绝食抗议，最后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往医院。我们能否因此推论，当年的斗士，今天已经对民主彻底失望了呢？2004年，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拜访柏杨，柏杨谈到台湾民主来之不易，一度落泪，他表示：“民主政治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能让它死掉，虽然小孩很丑，但也要让它长大，要小心呵护。”当时柏杨对陈水扁寄以希望，虽然后来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不等于柏杨改变了对民主的看法。

 　　在民主制度下，对执政者表示不满，不等于对制度不满，恰恰相反，民主保证公民可以合法地表达对执政者的不满。1968年，《中华日报》刊出柏杨翻译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这一集讲到一对父子流落到一个小岛上，两人竞选总统，父亲在竞选演讲中开场称呼“Fellows……”《大力水手》与台湾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柏杨将“fellows”翻译成“伙伴们”，或许问题不大，但是他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于是，著名的“《大力水手》事件”由此产生，柏杨以“共产党间谍”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时至今日，台湾虽然有着种种纷争，以言获罪的现象却大幅减少，政府和公民都习惯了对执政者的批评。当然，通过其他方式打击报复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这更多地是威权时代的遗产，难以归咎于民主。

 　　柏杨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推《丑陋的中国人》，最为著名的言论当推指认中国历史悠久的“酱缸文化”。1980年代，他的著作传入大陆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的书，但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观点，看到他为“崇洋”辩护，看到他批评“不合国情”说，依然感到震撼。我们习惯于用放大镜看自己，用显微镜看别人，也习惯于把自己描述得高大全、把别人描述得浑身都是细菌，突然把镜子交换了一下，以前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突然有些动摇。事实已经证明，柏杨对于我们自身传统的批评，或许有些争议，但让坚固的东西变得有些争议，这恰恰是构建民主的基石。

 　　今年大年初一，马英九前去给柏杨拜年，柏杨对马英九称赞有加。一个多月后，马英九胜选，他在演讲中说道：“民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觉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民主自由展现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今天晚上开票的过程，全世界、亚洲，全部都在转播，大家都在关心，为什么，因为华人世界，只有台湾，能够在民主的发展上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的民主，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还有许多必须要排除的缺点，但是，几千年来的华人社会，只有台湾能够在这么小的地方，却走的这么远。”能够看着自己欣赏的政治家登上未来的政治舞台，能够看到民主经过转型阵痛逐渐进入巩固期，想必柏杨死而无憾了！

作者：王晓渔
 
　　与书店有关的故事总是美好的，这一个是残忍的。2008年2月18日上午11时许，香港九龙西部一幢大厦的保安在巡逻时闻到异味，随后香港警方发现已经死去的罗志华，他于2月4日陷于20多箱图书之下，两周之后才被发现。在网上，不少书友认为这是一种幸福的死亡方式，我不敢苟同。被图书砸死和被砖头砸死，没有什么区别，或许还更痛苦，因为图书不像砖头那样能够一击致命。我们不是孙悟空，可以在五指山下呆上五百年，依然活蹦乱跳。

　　罗志华是香港青文书屋老板，一个失败的老板。2006年8月，书店因为经营和租约问题关门，他把库存图书搬到九龙西部的货仓，等待重新开张。根据朋友回忆，由于经济紧张，他注销了移动电话和电脑网络，否则的话，我暗暗地想，或许被压在书下的他可以电话求生。这个失败的老板开了一家成功的书店，从1988年接手青文书屋算起，至今整整20年。这家书店不仅售书，还从事出版，罗志华是唯一的员工，被称为香港文化“幕后推手”。

　　让我感触的不仅是罗志华之死，更是书店之死。由于租金问题，香港很多具有人文追求的书店把店址选在二楼，以降低成本，即便如此仍然运营惟艰，作为二楼书店标志的青文书屋也难以存活。罗志华是失败的，书店是成功的；罗志华之死是偶然的，书店之死却是必然的——这些奇怪的组合构成当下的文化图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香港专栏作家梁文道所说：“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我这种有占有欲的读者来说，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模样，地狱就是书店无法生存的地方。

　　有望成为地狱的不仅是香港。在大陆，民营书店前仆后继。我在上海亲眼目睹过山水书店、马槽书店、汉学书店、企鹅书店的凋零，如今大夏书店也是勉力维持。年前，听说在上海莘庄地区新开了一家犀牛书店，和几位朋友赶去参观，坐在那里喝了一下午茶，几乎没有见到其他顾客，一边欣喜于找到这么一个安静的去处，一边担心它能维持多长时间。虽然这家书店已经向香港学习，以二楼书店的方式经营，可是二楼书店的生存系数就像青文书屋一样不容乐观。

　　我不太了解香港书店的具体境遇，在大陆，书店遭受的致命打击来自网络。坐在家中，点击鼠标，就有人将书送至家门，这种诱惑难以抗拒。我有一段时间沉迷其中，但后来还是改变了这个“恶习”，重新以在书店购书为主。在我看来，购书网站与其他购物网站没有任何区别，书店却与其它商店完全不同。要想自己生活的地方不至于成为地狱，就要养成去天堂的习惯，虽然这种行为无异于螳螂挡车。